广东“转身”，湖南如何借力丨潜能实践论·第二季

编者按：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，红网联合5省主流媒体推出《潜能实践论·第二季》，深入5省解码区域发展与潜能，用“他山之石”为湖南“十五五”开局起步汇聚思辨之光和前行力量。今天推出第二组“广东篇”。

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袁树勋 李兵 成文杰 广东报道

岭南春早，有风自南方来。

2月24日，农历丙午马年开工首日，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，高调宣布大力推进“两业协同”（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）。

广东是我国经济第一大省，其“新春第一会”在国内引发广泛关注。有媒体称，“两业协同”是广东应对全球产业竞争新范式、挖掘潜力的战略先手棋。

湘粤两省山水相连、经济相融。过去四十多年，广东每一次重大经济转型，都对湖南造成了深远影响。

这一次，“两业协同”成为广东新战略，与湖南关联度如何？

“两业协同”不是加法，而是乘法

对“两业协同”，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，记者先“科普”一下。

服务业，包括两大类。

一是生活性服务业，比如人们熟悉的养老、教育、家政服务。

二是生产性服务业，即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中间服务的专业化产业，可分为十个大类，如研发设计、金融服务、物流仓储、市场准入服务等。

广东“两业协同”，主要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。

生产性服务业十大类别。（制图/邓尧）

广东媒体上有句流行语，“‘两业协同’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乘法。”

这话怎么理解？这里举两个例子。

第一个例子，是广州番禺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
据统计，番禺拥有超过5万家时尚消费品经营主体，这里众多的中小服装企业，曾是全球品牌“代工厂”。

在服装行业，传统生产模式是设计师画图、工厂加工、批发市场卖货，链条长，反应慢。

现在，电商平台把“什么款式火爆”等数据实时反馈给工厂；工厂根据数据快速打版、生产；物流公司随时待命发货。

这使得，在番禺，一件衣服从设计到穿在消费者身上，最快只需要几天时间，“两业协同”特征明显。

第二个例子，是大疆手持云台相机“租来更有性价比”。

大疆推出手持云台相机Pocket3，市场十分火爆。很多年轻人旅行时想带一台Pocket3，但觉得旅途结束机器就闲置了，买一台不划算。

一些租赁公司发现了这个痛点，于是批量采购Pocket3，出租给有需求者。

有网友称，“9块9租三天，瞬间打消决策焦虑。”

这也是一种“两业协同”新业态，实现了多方共赢。

租赁经济“爆品”大疆Pocket3。（图片来源：大疆官网）

按公认分类标准，制造业有31个大类、179个中类、609个小类，生产性服务业有10个大类、35个中类、171个小类，能形成无数种“两业协同”方案，催生无数可能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广东，湖北、江苏等省份“新春第一会”也提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并进。

在国家层面，国家发改委于2019年发布《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。之后，各省陆续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文件。

比如，2024年湖南出台了《“两业融合共进”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，在省级层面首次发布两业融合发展试点评价指标体系。

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布的我国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草案，在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”这一块，专门提到，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”。

广州夜景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
“广东的特别之处在于，率先从省域经济全局出发，将‘两业协同’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，在国内各省份中态度最坚决、部署最系统。”湖南大学教授、湖南省政府参事李琳说。

今年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，不仅高调宣布推进“两业协同”，还拿出了诸多硬核举措。

比如，在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特色鲜明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。

继续实施“百万英才汇南粤”计划，2026年要再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，等等。

李琳曾赴广州、深圳、中山等地，做“两业协同”专题调研。在她看来，广东“两业协同”战略若顺利推进，会释放出强大的乘数效应，助力广东经济再上台阶。

期间她也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，“广东对湖南经济影响大，湖南该如何应对这一大变局”。

广东每次“转身”，湖南都同步成长

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广为流传，“湖南人的成年礼是‘流放岭南’。”

这虽是自我调侃，背后却折射了一种地缘、亲缘、经济上的深刻联系。

据统计，湖南常年有约500万农村劳动力在珠三角就业，目前日常在粤的湖南人数约910万。

如果说“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，结果可能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”，那么因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动而绑定的湘粤两地，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事实上，过去四十年，广东每一次重大经济转型，都对湖南造成了深远影响。

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。（图源：深圳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）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广东率先搞商品经济，掀起了猛烈“南海潮”。

当时，广东粮食、生猪价格比湖南高，湖南农产品大量流入广东，导致湖南农副食品价格上涨，干部职工们抱怨“拿着湖南工资，承受广东物价。”

彼时，广东还实行了浮动利率改革，银行存款利息比湖南高，湘南地区很多单位和老百姓把钱放进广东银行，资金大量外流。

湖南经过短暂迷茫后，确定了“以开放应对开放”的思路。

其中具有长远意义的一条举措是：重点发展长株潭地区、培育湖南核心增长极，与广东竞争合作——这也是长株潭一体化战略的起源。

进入21世纪，珠三角产业“腾笼换鸟”。湖南凭借地缘相近、人缘相亲的优势，大量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，加速了本省工业化进程。

如今，两地联系更加紧密。

以招商引资为例，仅2024年1-10月，由广东来的湘商回湘新注册企业达676个，累计到位投资2334.2亿元，分别占湘商回归总数的48%、44%。

1月31日，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衡商高质量发展暨“湘商回归”衡阳市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广州市举行。（图源：掌上衡阳）

显而易见的是，湖南早已将借力“经济老大哥”广东，视为推动产业升级、激发经济潜能的重要“平台”。

今年1月份的湖南两会上，省政协委员、湖南工程学院副院长、民建湖南大学委员会主委陈燕东，在代表民建湖南省委会作大会发言时提出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平台，其经济活力、开放程度与创新能力全球瞩目，主动深度对接大湾区，被视为湖南扩大对外开放、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。

这种认知，在此次广东纵深推进“两业协同”的产业变革中，同样适用。

正如40多年前，广东“领路”商品经济时对湖南带来冲击一样，有机遇也不乏挑战。

“‘两业协同’战略下，广东会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。这类产业高度依赖人才、信息和资本，相关政策环境成熟后，可能会对湖南的总部经济、高端人才形成更强吸引力。”广东财经大学教授、广东省发改委决策咨询专家文远竹说。

李琳赞同这个观点，“搞‘两业协同’需要复合型人才，湖南的这类人才本来就稀缺，如果大量流向广东，对湖南发展不利。对此，湖南要有所准备。”

“很多湖南制造企业与广东有协作，如果这些企业的数字化、绿色化转型速度，跟不上广东相关标准，就可能会跌落到‘低端加工’环节，与广东的协同关系反而变成‘技术依附’。”文远竹提醒。

2025年3月29日，2025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（湖南）在长沙举行。

当然，更要看到湖南的机遇。

“广东的研发设计、产业链金融、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后，湖南可从中借力，助力本土产业升级。”广州华南城市研究会创会会长、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说，“比如，湖南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可借助湘粤铁海联运等降低物流成本，依托广东外贸枢纽更便捷‘借船出海’。”

文远竹补充，“广东‘两业协同’会催生多种新业态新模式，并沿着交通干线向中部渗透。湖南作为广东和中部地区的过渡带，有望成为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中部的试验场和扩散极”。

机遇，往往藏在变化中。可以预见，广东这一次“转身”，必将影响湖南及相关地区的发展走势。

那么，广东产业再升级，湖南如何应对？

广东找突破，湖南抓机遇

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毗邻港澳和华侨众多的优势创办广交会，到改革开放初期形成“前店后厂”模式，再到走入新时代推进“一核一带一区”的区域功能布局，可以说，广东几乎抓住了每一次历史机遇。

如果说“因时制宜”是广东发展的纵向演进，那么，“因地制宜”则体现在其横向的空间产业布局上。

不过，顶着GDP常年蝉联全国冠军的光环，广东其实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。

此次广东提出，未来10年，经济总量相比2022年实现倍增，达25.8万亿元左右。

高目标之下，意味着“老大哥”广东亟需“突破口”。

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广东连续四年在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，传递出了鲜明的信号。

从2023年的“再造一个新广东”到2024年的“产业科技互促双强”、2025年的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”，再到聚焦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”，主题层层递进，预示了发展方向。

今年提出“两业协同”，不仅是与国内乃至国际趋势同向而行，更立足于自身实际：

首先，广东制造业31个行业大类、4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，大部分来自传统产业，需要借力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转型升级。广东主攻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比如低空经济、具身智能，本身就是“制造即服务”。

其次，广东生产性服务业基础不错，论规模和体系，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。加之广东临近香港和澳门，可借力港澳的国际金融贸易服务能力，拓展“资本接口”和“出海通道”。

此外，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是全球GDP主要增长极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3年珠三角九市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34%，在国内领先，但对比欧盟的40%、美国的48%，还有相当增长空间。

即将发运的“湘粤非”铁海联运专列。（图源：海关总署）

于湖南而言，抓住广东这一次的“转身”是顺势而为，也需要因地制宜、主动对接，以免在区域竞合中陷入被动。

对此，记者在湘、粤两地深入走访时，听到了几种“解法”。

第一种是与广东互建飞地园区、共建创新平台。这方面，已有一些先行先试的案例。

湘西北小城津市，以生物制造为优势特色产业。生物制造是科研驱动型产业，津市本地没有高校等科研平台，于是在深圳设立了“科研飞地”，邀请大湾区科创企业入驻，孵化合适项目再带回津市落地转化。

深圳的锂电上市企业“德赛电池”，在长沙望城经开区投建了子公司。离望城经开区不远的中南大学，是中国锂电“黄埔军校”，研发实力雄厚。今年初，德赛电池与中南大学共建了“固态电池与智慧能源技术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”，共同开展技术攻关、推进产研协同。

望城经开区，湖南德赛电池有限公司。

二是“错位竞争”、优势互补。如文远竹所说，湖南可立足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，在工业软件、检验检测等细分领域打造“专精特新”服务业集群，与广东生产性服务产业集群优势互补。

“这个过程中，湖南要在数据交互、标准互认等方面与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对接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”文远竹补充。

三是抓住“人”的红利。利用“湘商回归”和人才回流契机，吸引在粤湘籍企业家带回先进的“两业协同”理念和模式，推动湖南“两业协同”进程。

“广东‘新春第一会’上发布的《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白皮书》，总结了大量‘两业协同’经验模式。”李琳说，“这个做法，也值得湖南借鉴。”

记者昨天详细解读了安徽。如果说安徽是“追兵”，那么广东则是“标兵”。

广东正在探索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系统重构”的高质量发展新路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部大省湖南而言，这是一面可以看清未来方向、少走弯路的镜子。